飞虎队手环 老成都银匠打造

纯手工银花丝制作。

银花丝成品。

北京人民大会堂四川厅摆放的银花丝盘。

3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银花丝模具。

设计人员用电脑制作银饰。

成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金银饰品的主要产区之一，近年来出土的金箔“金沙太阳神鸟”和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珍金面罩等文物，都可以作为明证。

到了清中叶之后，成都的金银作坊增加到金号22户、银楼160户，主要分布在总府路一带的华兴街、东大街、打金街、暑袜街、鼓楼街。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成都的金号、银楼更是增加到300多家。

当时，最能代表金融行业的银楼，分为川派和海派，两派之间的竞争持续多年。银楼之争的背后，最能反映这段历史的，却是银匠世家的变迁，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成都银楼行业的兴衰。而成都银匠的传承，又如许多非遗项目一样，面临“找不到接班人”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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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派银楼 银匠

我的爷爷

川版袁大头就是出自他之手

今年61岁的王祥林，是一个有40年从业经验的老银匠。1977年，结束下乡返城，他进入当时的成都银丝二厂，成为一名模具工人，从此与金银器结缘。实际上，王祥林出身于银匠世家，父亲和祖父也都是银匠。

“我爷爷主要擅长雕刻模具，在当时的成都很有名气。”王祥林说，爷爷王青云在开永祥银楼之前，在当时的西康省造币厂做模具。

“川版的袁大头就是他刻的模具，抗战爆发后，飞虎队队员的手环和帽徽，也是我爷爷做的模具。”当时每个飞虎队员都佩戴一个手环，又叫血型圈，背面都刻着“永祥”二字。新中国成立后，金号、银楼被中央人民银行统一接管，永祥银楼也不复存在。不过，守着总府路优良的口岸，王青云转行做起了名小吃店，告别了这一行当。

我的父亲

因银花丝技艺被写入名人录

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工业美术出版社曾出版过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名人录》，王祥林的父亲王吉树被写入其中。“受家传影响，父亲也子承父业，当了一个银匠。”王祥林说。

成都组建“成都市银丝一厂”和“成都市银丝二厂”时，父亲在银丝一厂担任总工，主攻方向便是挖掘恢复传统的平填花丝技艺。“1956年，他们用丝、片结合的花篮摆件送到德国莱比锡博览会展出并获奖。”

在1970和1980年代，父亲凭借在金银器领域所做的贡献，被评为成都市劳模，还当过省政协委员。可惜，1989年，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去世。

我的师傅

与海派抗衡的川派银楼创始人

王祥林的银匠生涯中，师傅李松儒声名赫赫。

1921年，13岁的四川资阳人李松儒到成都学艺，在当时的四川造币厂学习雕刻银币模具，学习熔金、熔银技术。经过11年打拼，李松儒接管了总府路上的五凤银楼，自己当上了老板。

当时，成都银楼分为川派和海派两帮，所谓海派，便是当时大量浙江银楼老板为躲避战乱，来到大后方成都创业，并形成一派。而川派，则是以李松儒为代表的五凤银楼、天宝银楼、天成金号、天成亨银楼及义和金号、卢义和银楼等。海派银楼中，则以俞凤岗的凤翔银楼为代表。

“那时的成都，金号、银楼兴盛，两派竞争也非常激烈。”为将川派银楼发展壮大，李松儒将川派中的“天”字号、“和”字号银楼、金号的金银艺人招募起来，取各银楼常用的“天”与“和”二字，取名为“天和银楼”。天和银楼主营银花丝工艺品，因其技艺精湛，成为总府街川派银楼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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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银楼 银商

春熙商海

俞凤岗扛起海派银楼大旗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成都成为大后方重镇，金银艺人荟萃，达官贵人云集，外国驻华使节、传教士、英美盟军，尤其是空军人员大量来蓉消费促进了成都金银业的发展。

大量江浙商人迁往成都，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杭州人俞凤岗。他不仅在春熙路开起多家银楼，还当过成都总商会会长。俞凤岗到成都时，刚满30岁，初期在商务印书馆当副经理，与成都军政界、绅商界人士多有交往。宝成银楼发轫于浙江宁波，成都的宝成银楼创办于1919年，位于上中东大街，创始人也是一个宁波人。

当时，成都本地的大小百余家银楼对宝成银楼形成碾压之势，以致宝成银楼无法开展业务，连年亏损。创始人便生出退意，希望将银楼转手回宁波老家。1922年，俞凤岗与商务印书馆经理范继成共同出资10000银元，接手宝成银楼，由俞凤岗负责经营。此后不久，俞凤岗又一人承顶位于总府街的浙江凤翔银楼。5年后，宝成银楼迁移至春熙路北段三层洋楼，也就是孙中山铜像对面。

需要说明的是，俞凤岗的凤翔银楼与如今上海的“老凤祥”银楼并无关联。凤翔虽然名叫银楼，但只卖黄金饰品，此后才增加了白银饰品。随着俞凤岗的财力不断壮大，又先后开了西凤银楼等，逐渐成为可以与川派银楼对抗的海派银楼。

昙花一现

他终究敌不过时局动荡

俞凤岗不仅是民国时期的金融大鳄，还是当时著名的地产大亨，如今赫赫有名的春熙路，便是他最早修建的。到了1926年，春熙路基本建成时，俞凤岗无暇顾及宝成银楼的经营，交由范继成独自经营。

研究者李英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当时的成都，无论是宝成银楼还是凤翔银楼，都堪称富丽堂皇。那个年代，成都还没有一条马路，也没有汽车，而这两个银楼夜间亮起五颜六色的霓虹灯，还有麦克风传出的音乐，就如当年的上海滩十里洋场一般。

加之当时成都聚集了大量达官显贵，对金银首饰的消费能力不可谓不强。因此，海派银楼迎来鼎盛时期。不过，在动荡年代，商业同样不可避免地随时局起伏。

宝成银楼和凤翔银楼后来的命运迥异，在范继成之后，其子范光明出任宝成银楼经理，在其苦心经营下，银楼一直开到1949年。

而凤翔银楼，因俞凤岗与当时的军阀交往甚密，军阀倒台后，俞凤岗也不免受到波及。最终，凤翔银楼因亏损巨大，被迫转让，而俞凤岗本人，也在1949年前夕回到了杭州老家，聊度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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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匠变迁 传承

四川造银花丝盘

摆放于人民大会堂

1951年2月，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川西分行招收了部分金银匠人，组建“成都市工艺美术金银饰品部”，其他大部分匠人则分散到各行各业。

1956年，以李松儒为代表的金银匠人自筹资金，成立了“成都市民族用品生产合作社”，分散在各行各业的原“天和号”匠人又重新聚在一起。

两年后，当时的成都市手工业管理局将原“成都市工艺美术金银制造部”和“成都市民族用品生产合作社”两个单位组建成“成都市银丝一厂”和“成都市银丝二厂”。李松儒在银丝二厂负责总技术指导。

王祥林和现在的四川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田世强都是上世纪70年代进入银丝二厂工作。当时，两个工厂的工人加起来超过200人。

“旧时的银楼金银匠人，大都熟练掌握银花丝技艺，很快成为成都银花丝制作的主要力量。”王祥林说。1959年，人民大会堂修建完成，四川厅内展示的两个银花丝盘就是该厂制作的。

恢复传统老字号

延续前店后厂模式

随着时代发展，原来的银丝一厂和银丝二厂又发生过数次变迁，“上世纪60年代叫成都民族用品厂，70年代又改成金属工艺品厂。”核心人物和技艺并未产生太大变化，李松儒老人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喜爱的行当，直到1985年病逝。

田世强说，到了上世纪80年代，传统的金银工艺品生产得到恢复，1988年，天和银楼的招牌也得以恢复。当时，成都春熙路、人民南路、西玉龙街、祠堂街、骡马市、建设路、琴台路等商业口岸，都开起了门店。加上位于解放路的工厂，“前店后厂”的模式，以另一种形式得以延续，而此工厂在整个四川甚至西南地区，都是唯一的。

如今，工厂设计、加工人员多达上百人，包括田世强在内，有5人被评为四川省工艺美术大师。“别看我们的厂房老旧，这里延续的，是成都金银器的传统。”田世强说。

制作引入3D打印

手工技艺与现代技术结合

不过，田世强也不愿意看到已经延续数千年的银花丝技艺就此消失，这些年，他和王祥林开始琢磨将传统金银器的手工技艺与现代机器工艺结合起来，以此传承传统工艺。

在设计车间里，设计人员用电脑软件作图，设计好的图纸传输到3D打印机，打印出代模;或者由数控机床，车出钢模，然后再转到生产车间，进行批量生产。“传统的纯手工工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现代技术改变。”田世强说。即便是银花丝技艺，也不再依靠纯粹的手工工艺，“除了用银丝编制的图案外，再叠加立体浮雕图案，这就是现代工艺。”

在田世强看来，传承传统技艺不是泥沙俱下，与现代技术设备的结合也是应有之义。“金银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色彩，只能用光和磨砂的对比，形成视觉误差。”而到了现在，利用进口机器进行影印，让金银器有了彩色图案。

田世强和王祥林启动了一个项目，“把传统手工制作的工艺品，改用现代机器来做”，并且能进一步提高品质。“现在已经攻克了60多个品种，用机器生产出来的工艺品，表现力更强，而且具备了可以批量生产的技术标准。”田世强说。

就算在现代工艺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多工艺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每年都从艺术院校招一批年轻人，但是最后留下来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田世强说，年轻人都静不下来，也很难坚持下来，不禁让他产生“找不到接班人”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