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内最大古蜀墓葬群现身成都青白江

缠绕着麻绳的青铜缶

腰坑通常在墓葬底部开凿，因为在墓主人腰部下方位置，所以得名

这处战国早、中期的腰坑里面藏有6件青铜器，包含青铜缶、鼎、匜、盆以及鬲、甑组合而成的青铜甗

盛酒浆的青铜缶，四周还缠绕着麻绳，揭开盖子后，里面残留着大量液体，液体有没有酒的成分还有待考证

去年，成都东北方向的双元村，考古人员发现大量春秋战国墓地，墓坑之中，陆续出土600多件青铜器，带着鹿骨骼的青铜汤锅不禁让人猜想，古蜀人必然懂得享受生活。

今年初，考古人员吊运墓坑船棺时，船棺底部设置的腰坑让人震惊。这些类似船棺“储物柜”的构造中，还藏着6件青铜器，其中用麻绳缠绕的青铜缶，打开后还盛装着大量液体，这些内容丰富的酒具，也让大家对后续研究有了更多期待。

“双元村墓地是目前四川地区发现数量最多、揭露面积最大的一处春秋战国墓葬群，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古墓葬260余座。”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双元村墓地考古项目负责人王天佑介绍，出土的上千件珍贵文物中，包括铜器、漆木器、陶器等，尤其出土的600余件青铜器保存完整，纹饰精美。

船棺底部意外发现

殷商开始流行的腰坑

双元村墓地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7组，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具堪称一座宝库，众多墓地中，154号墓葬是整个墓地葬具保存最完整、最大的一座船棺墓葬。墓坑长8.1米，宽1.9米，船棺长6.4米、宽1.1米，是用整根楠木制成。

“今年年初我们准备把船棺吊运出来，运到文保中心。” 现场发掘人王天佑回忆，船棺离开地面后，底部中间设置的腰坑暴露在了众人面前，“腰坑通常在墓葬底部开凿，因为在墓主人腰部下方位置，所以得名。”

“墓葬设置腰坑是在殷商时期开始并逐渐流行的。”据他介绍，在殷墟文化第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期，大型墓葬都设有腰坑，如武丁时期的“妇好”墓。

腰坑在春秋晚期开始大量减少，资料显示，四川地区发现的蜀墓中，有两座设置了腰坑，一座是新都马家木椁墓，时代在战国中期，其腰坑设置比较规整，墓葬形制的复杂程度是墓主身份的标志之一，发掘者认为该墓墓主为开明九世至十一世中的蜀王之一。一座是犍为金井乡5号墓，该墓时代在战国晚期，秦并巴蜀之后。

精美青铜不同于古蜀文化

或为当地贵族所用

这处战国早、中期的腰坑长1米，宽55厘米，四周及顶部为木板或圆木合围而成，里面藏有6件青铜器，大多保存完好，造型精美。

6件青铜器包含青铜缶、鼎、匜、盆以及鬲、甑组合而成的青铜甗。据介绍，在古代社会，鼎是用来煮肉之类的东西;缶盛酒;甗是炊器，类似现在的蒸锅;盆和匜是盛水的洗漱用具。

其中盛酒浆的青铜缶，四周还缠绕着麻绳，揭开盖子后，里面残留着大量液体。“如果是酒可能早就挥发了，但大家还是希望里面有残留物质。”王天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这些液体已经送往文保中心做研究，有没有酒的成分有待考证。

不过，从器形上来看，这些青铜器有秦文化因素、有楚文化因素、还有草原文化因素。在当时来说，墓主人使用的都是一些“进口奢侈品”，这也说明了墓主人身份尊贵，至少是古蜀国的贵族阶层。

墓地周边尚未发现城址

这些古蜀人都从哪里来?

经过近两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考古人员基本厘清了墓葬的分布范围。整个墓葬群呈东北-西南状分布。最先发掘的东北部墓葬约180余座，位于整个发掘I区，墓葬多成组排列，墓葬时代大约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

最后发掘的西南部墓葬60余座，位于发掘II区，墓葬多成排分布，时代大约在春秋时期。发掘I、II区之间零星分布约20余座墓葬。I、II区墓葬在分布规律、形制、方向、年代上都有一些差别。墓地周边尚未发现城址。

这么多墓葬，这些古蜀人的城在哪里呢?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古蜀人修建这些墓葬肯定都是就地取材，大型墓葬区距离城址也不会太远，但王天佑也提醒说，古代的巴蜀大地河道纵横、水患严重，不排除暴露在地面的古城都被洪水淹没，而这些藏身地下的墓葬却得以保存至今。目前，发掘I区的考古工作已结束，发掘II区的考古工作也已接近尾声。下一步，考古人员也会对周边进行详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

双元村墓地出土物

见证军权取代神权

古代巴蜀在春秋时期的社会结构如何?人口数量发生了什么变化?对外交流情况怎样?双元村墓地为研究这一时期年代序列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春秋战国时的青铜器，透露了古代上层建筑的“密码”，三星堆和金沙时期，整个社会由神权政体统治，发掘出土器具主要为祭祀用品，而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青铜器变为以兵器为主，说明当时的人开始尚武，军权开始取代神权。双元村墓地出土物就见证了这一转变。

“墓葬出土随葬品丰富，年代跨度大，对巴蜀地区墓葬年代序列的建立、丧葬习俗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王天佑说，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种类繁多，纹饰精美，丰富了巴蜀青铜器和巴蜀图语的内容，为推动巴蜀青铜器甚至蜀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外，双元村墓地分布范围较大，对墓葬分布规律、文化因素的深入分析，为研究东周时期古蜀社会结构、人口变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图由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