郫都区在社会救助上做了啥 摘下全国创新大奖

11月底，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发布了“2016年社会救助领域创新实践成果”，原成都市民政局 (现为郫都区民政局)报送的“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救助探索”以排名第一的成绩摘得最佳成果大奖。

郫都区为何能在全国各省申报的96个项目中夺冠?12月7日，记者在郫都区走访时发现一个特点：当地通过开展个案帮扶，为不同的贫困家庭提供个性化的救助服务，精准设计脱贫方案，持续帮助直到他们走出贫困——这，应该就是它获得评审专家青睐的原因吧。

□本报记者 刘星

困难多种多样，用收入简单衡量很难解决问题

郫都区的创新源于救助之痛。

2013年，郫筒镇的宋成(化名)因火灾身体大面积烧伤，手臂和腋下皮肤粘连，衣服都穿不上。虽然民政部门按照政策给予救助，但独居的他依然无助。

对此，郫都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很无奈。对他们而言，低保等救助政策都是有经济收入“门槛”的，只有达到标准才能获得一定救助。但事实上，困难群众的困难多种多样，很难用经济收入单一指标来简单衡量。而且由于受众面大、救助费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

社会救助怎么兜起这个底?郫都区民政局局长彭祖成说，遇到困难，群众一般会想到找民政，但事实上，大量社会救助政策和资源分散在政府其他部门和群团组织，民政部门不掌握也无法调动这些资源。“困难群众的救助没有实现最大化，救助的及时、有效、精准更谈不上。”

如何利用好各部门的资源?如何发动社会组织调动社会资源?2013年起，郫都区变以往“制定标准，让困难群众拿指标来核定”为“主动上门，为困难群众量身定做救助方案”。

社工不是简单地做事，而要与其他救助资源发生化学反应

17岁的赵成(化名)是郫都区精准救助的受益者。

赵成是言语残疾人，曾独自住在一处危房中，吃穿全靠邻居接济。如今，当地对赵成实施了新的个性化救助方案：帮她申请低保;链接资源改善居住环境;向残联申请让她进入阳光家园当学徒;联系人力资源和社保局为她提供就业技能培训;邀请她做志愿者参加公益活动;了解到赵成交了男朋友，还有社工对她进行婚恋指导。能获得这些救助，赵成并没有多方奔走求助，仅仅是推开了郫都区社会救助中心的大门。

郫都区社会救助中心，是由15个社会救助部门参与搭建的虚拟救助平台，这里没有增加人员编制和财政投入，而是引入成都市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来“一门受理”困难群众的求助。“一门救助的前提是要摸清家底。我们梳理了全县分布在各部门中有效的救助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救助资源库。通过查找资源库，马上就能知道救助对象符合哪些政策，该找哪个部门，能得到多少救助，怎么申请，可以链接哪些社会资源。”成都市同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社工的优势是链接资源，但社工初来乍到力量比较弱。一次链接医疗资源时，参与活动的都是民营医院，没有公立医院。“下次活动时，我们邀请卫生部门负责人参加，后来几家公立医院和几十家社区卫生中心都加入了医疗联盟。”郫都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孙强表示，发挥社工作用，并不是简单地将事情交给他们去做，而是尽量让社工与救助资源发生化学反应。

把救助点向村镇延伸，让“眼睛”紧盯困难群众需求

尽管求助更方便了，但仍有一部分困难群众不知道自己可以去申请救助。

郫都区友爱镇村民黄嘉根原本家境不错。几年前由于一场车祸，妻子瘫痪，自己重病，儿子离家，儿媳改嫁，家中还有82岁老母和4岁的孙女，全家人几乎没有收入，还欠下20多万元医疗费。

黄嘉根坚持自强自立，从没想过“找政府”，有几次，看着瘫痪在床的妻子和白发的母亲，黄嘉根甚至想到自杀一了百了。

黄嘉根的精神变化没有逃脱救助关爱站工作人员的眼睛。原来，在社会救助领域，当地除了建立县级社会救助中心，还在镇(街道)建立了救助关爱站，关爱站的工作人员除了民政协理员还有专业社工。这些深入村镇的救助点像一双双关切的眼睛，随时关注着困难群众的需求。

制度配套而行。当地已经梳理形成《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工作执行手册》，完善了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救助的规范化流程及过程评估和成效评估方法。目前，郫都区已建立起3558人的特殊困难群众基础信息库，并为586人设计了精准化援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