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华西观鸟札记曝光

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荷花池，钟楼矗立，百年之间这里一直是观鸟爱好者眼中的胜地。

摄影爱好者在华西坝拍鸟。

戴珍的观鸟札记片断。朱磊供图

游隼

1928年9月至1929年4月，在校园钟楼上总能见到1只，它利用钟楼作为落脚点，捕食周围的鸽子。

矶鹬

夏季有时会观察到1只、2只或更多个体组成的小群;1935年7月25日观察到1只跟白腰草鹬一起活动。

翠鸟

成都最为常见的留鸟之一。翠鸟的洞巢常建在溪流或者池塘岸边的土坡里。谭卫道神父(1877年)曾在书中记载翠鸟美丽的蓝色羽毛会被中国人用作加工首饰，制作图画或刺绣。

灰椋鸟

19世纪20年代有大群的灰椋鸟出现在校园内，从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至4月的第一周，每天都能见到，曾观察到超过数百只的群体。1938年之后只有零星记录。1948年和1949年分别在1月至3月间总共仅有14次记录，最大一群仅10只，多数情况则只见到1只。

丝光椋鸟

成都地区不常见留鸟。1928年和1946年较为常见，其余年份少见。20世纪40年代后期曾有段时间，每天下午会有一群10至12只的丝光椋鸟来到我家的草坪活动。通常该种只见于春季，但我在9月30日和10月6日也有过记录。有时在青羊宫的春市上能买到活的丝光椋鸟。

白鹡鸰 ocularis亚种

通常10月底或11月才出现，是越冬鹡鸰当中最晚到的种类，但1948年9月29日即有记录。一般会停留至次年4月底才离开。在成都最早观察到的常是当年出生的小鸟，全身污灰色，脸颊还多带有黄色。多见于河边，在操场和绿化带之间的开阔草地中也能看到。

鹊鸲

常见留鸟。如果在附近有一对繁殖筑巢的话，那么就几乎能天天见到或听到。除此之外，则可能一个月只见到一两次。它的鸣唱婉转动听，通常还是清晨最早开始歌唱的鸟儿。也正因唱得好听，加之比较好斗，鹊鸲在中国是种很受欢迎的笼鸟。在距成都西南方向约112公里的Chiung Chow，斗鹊鸲是当地人喜好的一种赌博方式。

棕背伯劳

成都地区的常见留鸟。秋季常见到该种站在树顶鸣唱，有时可达半个小时之久，发出较为复杂多变的声音。它常在柳树上所寄生植物的茂密枝叶当中筑巢，幼鸟在5月上旬离巢出飞。棕背伯劳会捕食小型鸟类，一次我们曾见到1只伯劳从一棵低矮的雪松里飞出，走近查看才发现一只没有羽毛的小鸟被插在树枝上。

乌鸫

常见留鸟，经常能被观察到，更容易被听到。中国人说它能有40种不同的叫声。乌鸫还很善于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

戴胜

在14个不同年份中除了6至7月而外，几乎全年可见;通常在3-4月间最为常见;通常每个月只会记录到1次，但1928年4月有15次记录;有一天清晨当我在城墙上散步时，有1只戴胜不停在前面起起落落，就像一位不请自来的保镖。

2月13日，春寒料峭，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荷花池边，10多位摄影爱好者围坐岸边，屏气凝神。相机镜头中，一只翠鸟停在枝头梳理着羽毛，不经意间，它如子弹般入水，叼起一条小鱼飞走。几乎同时，一阵快门声音密集响起。这样的场景，不管对翠鸟还是周围学生来说都已经司空见惯。

在成都观鸟会发布的成都10大观鸟推荐地上，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名列其中。

鲜为人知的是，近100年前，就有一位先驱者在这里进行观鸟，并写下文章进行记录。这篇著述也成为成都地区的最早科学观鸟记录，成都因此被称为中国内地观鸟发源地之一。《成都鸟类名录》主要编纂人、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的朱磊博士向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首次展示了美国人珍·鲍尔德斯顿女士上世纪初的成都观鸟札记，其中记录了在华西坝出现的103种鸟类。

记录30年间的观察

美国人写就观鸟开山之作

1916年3月，同样在华西坝的钟楼下，第一次来到四川的美国人珍·鲍尔德斯顿女士，在这里展开她和鸟儿长达30余年的不解之缘。

1919年，珍·鲍尔德斯顿女士与华西协合大学教授戴谦和先生结婚，并随夫姓取中文名为戴珍。此后，戴珍女士以位于华西坝校园内的家为中心，在方圆十余公里的区域内，仔细观察记录所见到的鸟类，并一直坚持到1949年离开成都为止。在戴珍女士的文章中，她详细记录了30年间所观察到103种鸟类的居留状况、出现时间、相对数量等信息。

“在自然环境中，不影响野生鸟类正常生活，依现代观鸟活动标准而论，戴珍女士所著此文应是我国观鸟著述的开山之作。”成都观鸟会理事沈尤表示，在戴珍女士之前，尽管也有学者发表过关于四川鸟类的零星报道，但均以采集鸟类标本为目的，其后续研究也多基于标本展开，长期科学系统的记录成都鸟类，戴珍女士应是首开先河。

一篇旧文引发关注

成都观鸟达人耗时4月翻译

“时至今日，我都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缘由在支持戴珍女士几十年几乎不间断的进行鸟类观测。”《成都鸟类名录》主要编纂人、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的朱磊博士一直充满疑问。

似乎是冥冥中注定，差不多一百年之后，作为一位资深观鸟爱好者，朱磊将戴珍的著述翻译成中文，并以《成都鸟类名录》附录的形式发表，让这一段历史重回公众视野。

大约6年前，朱磊偶然间从朋友处辗转得到一份电子版文档，这是1969年戴珍女士在香港《崇基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在这篇题为《1916-1949四川成都观鸟札记》的文章中，戴珍女士将自己多年的观鸟记录一一记述，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黑鸢，全年都有记录，最常见的留鸟之一。1928年在我们住处发现一个巢，亲鸟从2月开始筑巢，到5月中旬观测到3只雏鸟，5月底出飞离巢。”这是戴珍关于黑鸢的观测记录，作为鹰形目的鸟类，黑鸢以凶猛著称。“那时候黑鸢还是很常见的鸟类，而如今成都城区已经难觅其踪迹。”

从阅读戴珍女士的文稿开始，朱磊就被文中详实的记录所吸引，并于2015年底开始着手翻译，由于中间涉及太多专业词汇，翻译断断续续，耗时4个多月才完成全部工作。

抗战时期也没间断

留下详实生动的鸟类资料

“《长江下游鸟类》、《中国鸟类》这样的工具书对戴珍的观鸟起到了极大的帮助。”朱磊说，戴珍女士除了1923年至1924年，1932年至1933年、1940年至1941年之外，其余时间都在成都生活，因此她的记录提供了一份近30年间关于成都城区鸟类详实而生动的宝贵资料。

戴珍女士记录到的鸟类，涵盖了鸽形目、鹃形目、鹤形目、鹈形目等10多个目的种类。除了简单记录，戴珍女士还发现了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影响。她曾在文章中写道：“1937-1945年的中日战争给成都、华西协合校园及这里的鸟类带来了改变。从东部地区内迁而来的4所高校进入了华西校园，为了容纳新来的师生，新的房屋修建起来。之前被农田环绕的校园，也逐渐被日益增多的人居所包围。这样的变化，使得在校园及周边观鸟与之前相比变得不再容易，效果也不如以往。”

戴珍女士的观测点，以华西坝为中心，辐射方圆10公里的范围，差不多就是目前成都三环路内外的范围。在沈尤看来，戴珍女士为后人提供的鸟群样本，对研究成都地区百年之间鸟类发展变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手资料。

但让朱磊和沈尤觉得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他们都没有找到一张关于戴珍女士本人的影像资料。他们希望，可以通过网络，找到戴珍女士的后人，并邀请他们到成都华西坝来做客。

两个黄鹂鸣翠柳

观鸟史上最诗意观测记录

除了戴珍女士，另外一位成都观鸟者也十分有名。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那应该是成都一年中最好的季节。推窗远望，西岭雪山白雪皑皑，两只黄鹂鸟在翠绿的枝头欢唱，白鹭成排飞向蓝天。

公元759年冬，一位年近五旬的异乡人，拖家带口，从甘肃出发，风餐露宿，在崇山峻岭和险恶的栈道之间辗转一个多月，终于到达成都。乱世之中，成都为这位叫杜甫的异乡人提供了安居之地。远山、飞鸟足以抚平他内心的痛苦，同时也为后世留下绝美的诗句，这应该是成都观鸟史上最诗意的观测记录。

事实上，千百年来，四川人与鸟类的关系不仅仅是观察吟诵那么简单。以此上溯到古蜀时期，相传杜宇称帝，号望帝，为蜀治水有功，后禅位臣子，退隐西山，死后化为杜鹃鸟，啼声凄切，后常指悲哀凄惨的啼哭，因此有望帝啼鹃的说法。

从文物考古发现来看，出土于三星堆的文物中，就出现了与鸟有关的器物，反映出三星堆文化与鸟的关系。

1860年，在德国索伦霍芬地区距今约1.5亿年晚侏罗世地层中发现了一件单根羽毛印痕化石，随后德国学者von Meyer依据此标本描述了“始祖鸟”，也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鸟类。相比之下，最早的人类则迟至距今约400万年才开始出现。

人类对鸟的认识经历了几个过程。成都观鸟会理事沈尤向记者回顾了成都观鸟史的发展，“从把鸟儿作为食物，到观察鸟类活动而进行农事活动，再到画鸟、养鸟。”沈尤认为，人和鸟的关系，应该从最先的物质需求，到信息传递，再上升到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需求。“观鸟不仅为科学研究提供数据基础，同时也是愉悦身心，接触自然、增长知识的过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涛

四川观鸟简史

从科研小团队到5000爱好者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对鸟类进行科学观测为主。

80年代后，随着自然保护区的兴起，中国和国际科研机构合作日趋频繁，外国专家进入四川地区，带来科学意义上的观鸟活动，并带来以观鸟为目的的专家型游客。

2000年初，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网站开辟观鸟讨论区，第一批鸟友开始在上面交换观鸟信息。

2004年，沈尤等人注册成立成都观鸟会。

2005年，成都观鸟会初具规模，在红原、若尔盖等地开展高原水鸟监测。

目前成都观鸟会正式会员超过300人，也是内地少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民间观鸟社团，并已成为西部地区规模最大，最为活跃的观鸟组织之一，观鸟四川终于等来了期盼已久的本土传承。更为可喜的是，据沈尤推测，全四川有自主观鸟行为的人在5000人以上。

(除署名外，所有图片说明节选自戴珍女士观鸟记录，翻译朱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