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多言的默契
突然“开战”，工作量增大，但万彬没有为人员问题发过愁。
“光是‘请战’的信息，我就收到了几十条。”万彬介绍，约有100多名医护人员分梯队到新冠肺炎病区工作，占到了全院医护人员的四分之一左右。
“很多妹妹都还没有结婚，完全还是孩子，也有累得哭鼻子的，但从来没有哪个说害怕，不愿意干的。”万彬说，一名还处于哺乳期的护士发来的消息让她红了眼眶。“当时中西医临床科室的护士被整体调到新冠肺炎病区工作，考虑到其中一名护士还在哺乳，我就没作调动，结果这位护士发信息说孩子都送回老家了，让我怎么安排都行。都是当妈的人，出于人性化考虑，我还是没让她去隔离病房。”
插管，最可能职业暴露的治疗环节。医护人员需凑近患者的口鼻将患者气道打开，带着病毒的飞沫随时可能扑面而来。护理部副主任付莉没想到，这样危险的工作，也有人“抢”。
杜小彬是ICU为数不多的男护士，他随时关注着应急病房的情况，一听说有患者需要插管，他立马给付莉发来信息：“是时候发挥出重症的优势了。还有以前在应急队的时候，从来没有应过急，现在一定要补上啊。”
关于“到一线去”，医护人员间仿佛有一种默契，而他们与家人之间，也有一种无需多言的默契。
作为应急队的一员，重症一病区主任杨铭第一时间转岗到了新冠肺炎病区。当时临近过年，杨铭每天都会收到家人盼望她回家过年的信息。
“父亲的话，我有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接，只能说我尽量回家，不敢说我在新冠肺炎病区工作回不去。”杨铭回忆，后来父亲可能也有所察觉，也没有明确问，只是反复叮嘱要注意身体。“80岁的父亲，现在为了我，都学会了用微信视频了。每天不论多晚，都要和我视频。”
外科病区护士长谭娟也是以应急队员的身份到新冠肺炎病区工作的，丈夫涂程是成都市疾控中心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的工作人员。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为避免交叉感染，涂程搬到同事家，家离医院比较远的肖旭钰则搬到了谭娟家中。“到一线后，我们就没再回家了，有的‘打组合’，有的搬进了医院安排的集体宿舍。家里有老有小，还是注意点为好。”肖旭钰说，最想念的还是8岁的儿子，有空会视频通话，但有时候下班太晚，孩子都睡了，说不上话。
而谭娟的丈夫最期待的是，能借着工作的机会到公卫中心一趟。“即使我在外面，透过窗户给谭娟打个招呼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