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悬案
15万条记录中寻找线索
3地协作找到病例“传染源”
2月15日，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调组办公室内，一块白板上记满了人名，名字间一条条错综复杂的线条穿越其中。
这是一起疑点重重的“悬案”。10天前，四川眉山，徐女士和丈夫相继确诊。同时，重庆的3名患者也被确诊。在配合当地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学调查时，5人均表示没有湖北旅行史，也未食用过野生动物，家庭成员也没有发病。
那么，他们是如何感染的呢?
眉山流调人员在当地公安部门协助下，排除了两名患者本地感染的可能，将传染源头最终指向了1月22日至30日期间，和他们一起在成都共同生活的侄子沈先生。重庆流调人员的调查也显示，当地3名确诊病例的上游接触者同样为沈先生。
成都市疾控中心接到了来自眉山、重庆两地的协查函，流调组成员杜训波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介入对沈先生的调查。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沈先生就是“传染源”时，他却并无症状，核酸检测结果也为阴性。
“难道方向不对?但两地都指向沈先生，不可能是一个巧合。”杜训波认为，有必要继续将沈先生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跟进。直到3天后，险些中断的线索有了消息。
2月11日，针对沈先生的CT检查显示，其肺部出现了小面积感染，在随后的实验室检测中，沈先生被确诊。“原来沈先生就是典型的无症状感染者。”杜训波说。
那沈先生的上游又在哪里呢?调查组在对沈先生进行调查时，沈先生回答称，其同样没有外出史，没有与武汉人员接触史，给出的多条线索也均被一一否定。溯源再次陷入困境。
传染源到底来自哪里?
成都市疾控中心请求通过联防联控机制协调公安部门获取大数据信息。2月14日，大数据中心传来消息，经过认真排查、分析，终于在15万余条记录中寻找出蛛丝马迹，焦点锁定在沈先生1月21日的一场聚会上，“因为在这场聚会上有人被确诊。”
这场聚会被确诊的人为一名姓袁的患者，其1月17日曾在汉口停留5小时，回到成都后随即出现呼吸道症状，1月26日被确诊，而沈先生夫妻当初正是和该患者同在一个饭桌。
由此，重庆、眉山、成都3地合作，一起 “悬案”终于有了答案，从而找到一条传播链，所有接触者均被一一锁定。
直面风险
面对面调查最有效
否则将耽误疫情防控
实际上，这样的流调组在成都不止一支。成都市疾控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组副组长岳勇介绍，这样的队伍在市、区两级疾控中心都有。市级层面两人一组，有30组成员。每个区(市)县也有相应的调查队伍。调查员需要对每一例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展开调查，以尽可能细致地摸清他们的来龙去脉，找到其他密切接触者。
“他们每天与患者接触，在隔离区、在观察点、在病房，风险就在眼前。”岳勇直言，这项工作充满风险，但至关重要。
何勤英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介绍了几个进出病区前后的细节。“在开展这项调查时，电话沟通是最主要的方式，但有时不能获得我们满意的信息。询问对象的文化水平，表达能力，都会对电话沟通带来阻力。”何勤英介绍，“如果遇到有意无意的隐瞒，则很难问出真实准确的情况。这样一来，调查报告就不准确，就可能耽误疫情的防控。面对面是最有效的。”
面对面调查，风险也在面前。调查人员在每一次会面前，都需做好全面的防护。完成调查后也需要第一时间进行消杀工作。何勤英介绍，这甚至包括每次调查中使用过的纸、笔，“出来后会用手机将记录的信息拍下来，不将可能携带的病毒带回，造成新的污染。”
这种风险也会影响到家人。尽管干了20多年，已身为主任医师，拥有专业的防护处理技能，但何勤英心中仍存一些担心，因此在面对家人时，她尤为注意每一个细节，“防护的规范，说话的距离，衣物的处理，房间的通风都需要注意。”
“危险肯定是会有的，但我们干的就是这个工作。”调查队员范双凤是调查组中的年轻面孔，在她看来，抗击病毒时的心态和心理承受力可能才是最重要的，“经过几次也就慢慢适应了，熬过心理关，做好专业防护就能把危险降到最低。”
